2008-02-09
笔记2 - [老么有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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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学的逻辑———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概要
1.什么是批评？
无论根据何种稳定统一的方法论特征来界定批评,只能说批评是一种阐发观点和立场的实践,类似古代的修辞学,通过分析阅读文本的语言结构和组织,考察这些形式和方法对特定读者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也许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仅指对一种称作文学的客体所做的任何一种谈话”。如果说批评既不是一种本体,也不是一套方法,那么它的的确确是一个立场、策略和实践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关怀问题。批评“不是从某些理论或方法论的问题出发。它是从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出发,然后看看哪些方法和理论最有助于我们达到这些目的”。 当我们首先回答为什么批评这个问题时,就知道根本不是为了怡情逸兴,在一个超验和超脱的美的王国里自由嬉戏。相反,批评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正像所有的社会行为一样,“价值支配着实际阅读过程本身”。也就是说,批评具有现实功利性和目的性,因此也必然地是一种政治行为，“我认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我这里所说的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地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2.批评的政治性
批评的“政治性”就是批评所表现的对现实社会组织方式和权力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对于社会物质关系中的人而言,政治是最最要紧的事情,因为政治决定了我们参与社会、掌握社会的程度,决定了公正、平等、自由等价值和权益的实现和保障水平。其实,批评的政治性并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明”,它是一再地也被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存在。不是谁把政治塞进了批评理论和实践,而是它本来就在其中。反对批评之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
批评的前途在于更加明确坚定地发挥它应当的和本来的政治功能。当然,政治取向也是一个根本问题:“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
3.批评的对象？
批评的政治性决定了批评的视野只能是整个文化。在伊格尔顿的批评用语中“,文化理论”与“批评”或“文学批评”经常是同义词。文化理论往往通过文学文本的批评进行阐发,而文学批评必然地也是文化的阐发,就是说,只有把文学文本放在多重意义相互联系的更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才能进行有效的批评。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为了建设一种比自由主义理想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不是完成了的静物,不是少数几个正派的精英人物设计并交给大众去执行的“传统”或“精神”或“文明”,而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的整个生活方式,当然首先是一个“充分的民主过程”。
如果说人们总是把“文化”当作一个非常高雅而神圣不可仰及的理想,那是因为文化的诸意义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总是互相脱节的。就从作为美意识和价值体系的文化这个层面上看,资本主义冷酷的物化进程似乎也需要文化的呵护,但同时却删除了文化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无孔不入的商品价值使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都遭到彻底的动摇和抛弃。在伊格尔顿看来,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现文化理想的真正的物质运动,只有它才能赎回整个历史上被剥夺了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们的文化生活,才能使至今仍然被关在大学门外的“没文化的人”领略文化的滋味于一二。
4.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批评？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诸多方法中之一种,而是坚持一种主张,即话语应该不断地指涉使其成为可能的各种物质条件。某种状况何以是本质的,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嗜好或私人偏宠,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对话语历史本身的解读来回答。简言之,这样的回答受制于对历史本身的最有力的解读。”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为伊格尔顿抵抗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和外部出现的各种政治移置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灵感。本雅明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按目的性原则连接起来的直线,不是“进步”在其展开过程中的一个时刻,也不是各种事实前后递进中的一部分。相反,时间凝结于“现时”这个启示点,打碎板结的貌似连贯而实则虚假的历史叙事,使“过去”在回溯中展示出新的意义,或者说对传递给它的无数压抑和歪曲之后的支离破碎的意义进行整合和重构,以理解其真正的意义。如果“现时”是一个摧毁和建构的时刻,主体就应该获得真正的解放,从“自然”的压制转入“自由”的摧毁,从对历史神话的迷恋转为对历史予以世俗化的重构。获得了解放的主体能够立足于现时实践,为了有效地摧毁和建设而直面一切过去和未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径直诉求能够推进实践政治目的的一切理论和批评话语以及实践。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任务不是由哲学来规定,而是由政治来确立。
5.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
80 年代以来,经常招致伊格尔顿猛烈抨击的另一个对象是后现代主义。伊格尔顿眼里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后现代时期的所有“主义”或“学说”,而是特指后结构主义以来一味在语言“文本”中全身心地进行非中心、非主体、非价值、非总体、非历史、非体系⋯⋯的文本和文本间差异嬉戏的各种主张。这种后现代主义埋头于细部的、琐碎的、边缘的乃至身体的差异,向整个自身也植于其中的传统宣战。它要推倒包括真理、价值、理想等整个启蒙思想体系,当然也要推倒公正、平等、进步等所谓宏大叙事;它认为整个现代时期被这种宏大叙事所主宰,现代性“神话”是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之上的: 真理与谬误、文明与自然、中心与边缘、权威与属下、进步与反动等等,这种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元专制。至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本身的情况到底如何,后现代主义从来不去定义,更遑论定义在什么框架之内。因为后现代主义不是围绕某种本体而组织的学说“体系”,也不是“方法论”,只是一种最后连自身也删除掉的“策略”而已。
后现代主义剥离了批评的现实性。必须补上它不屑一顾地删除了的社会历史和客观物质的所指,因为只有在这种现实政治的语境中,批评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6.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伊格尔顿认为,卢卡契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过于强调物化和商品拜物教无孔不入的可怕力量,把自身限于破解“物化”之谜这种初步的、清理场地式的理论工作,结果形成了不断繁殖总体化的话语超市。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已脱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美国一些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一眼仅盯着晚期资本主义的物化和商品化现象,企图以一种包容万相的总体化理论对纷乱的现实做出所谓辩证解释。依这种观点,好像这个世界的错误不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荒谬现象,而是我们未能从一种总体化的辩证的立场看待这些貌似孤立的、破碎的和分离的现象。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种被剥夺了实践能力的纯粹解释学,其存在仅仅是为了破译资产阶级社会的语法,仅仅对所有这些分离的现象是如何被总体化的“秘密”做出解释。
7.对唯文化论者的批评
随着冷战结束,文化迅速升温,文化在有的人手里成了替代政治的一种全球粘合剂,好像只要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世界人民”就会不分彼此,其乐融融。也有人以为文化冲突将会引发政治军事冲突,换句话说,只要文化问题处理好了,就可以避免和解决政治以至军事冲突。二者实际上都是把文化看作最高和最后的能指,但这是一个漂浮的无所指的能指,远远离开了我们所体验的真实。其实,文化从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并不是一个超验的可以涵盖一切的范畴,更不是可以调合一切现实纷争的最高裁决者,文化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场合。
不管今天的东西方或南北方之间存在着什么重要的问题,它们首先不是文化问题,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如果像后现代主义唯文化论者那样持相反的观点,那纯粹是想把破坏性的神秘化现象永久维持下去。（伊格尔顿《驳后现代主义》）
马海良（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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